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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第21卷第2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马自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720)[摘要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小说被当作是“史之余事”。
　　究其根源，主要是神话的历史化以及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
　　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
　　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关键词历史著作；小说观念；神话的历史化；儒家正统[中图分类号1207．2[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8—2689(2005)02—0099—03中国的小说观念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长期伴随着历史著作的影子。原因何在。为了认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小说观念的发展做网游平台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谓“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但汉代的桓谭是例外。他在《新论》中指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班固虽然轻视小说，④但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毕竟承认了“小说家者流”，而且把它并人诸子十家之列。这里有班固的功绩，但也就是从此开始，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小说，便形成了一个不易动摇的传统，从东汉到清末，影响深远。神话传说，是小说的一个远祖。
　　在我国，由于神话传说的的被历史化，小说以及小说观念也就蒙上了历史的色彩。
　　这种影响对神话传说来讲，是巨大而深远的。
　　东晋人郭璞在《注山海经叙》里变态，就把神话传说中的幼稚的幻想，极度的夸张和浪漫、天真的想象，都当作历史的真实记录。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少见多怪：“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
　　”针对“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箭夸，多奇怪傲傥之言，莫不疑焉”的看法，他在引用了庄子语录“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后说，“吾于《山海经》见之矣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因此，他把《山海经》看成了博物志：“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③神话传说的被历史化，给小说观念本身以强烈的冲击。以“信”、“实”，而不是以艺术真实要求小说创作，成为批评小说的一大标准。
　　唐代以前，中国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两大类，为了强调作品自身的价值，不为社会所鄙弃，小说家们无不极力避免被戴上“失实”、“虚错”的帽子。《搜神记》的作者干宝，便一否认他所记载的是经过人们神祭四宝造作的奇闻异事。在《搜神记序》中，他极力申辩道：“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
　　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但若仅仅是神话传说的被历史化，似乎还难以如此触动小说家，其中必然包含着复杂的因素。有古人(收稿日期24—12—10[作者简介马自力(1963一)，男，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①原书散佚，此段为《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②《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己(小说家除外)。”③在郭璞之前，《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家之首，以为“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舍形。
　　”而《隋书·经藉志》以下所将它列入地理类，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认定其“实则小说家之最古尔。”郭璞：《注山海经叙》新闻，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传奇的，1980年。100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月认识水平的局限，又有小说创作方式的独特性(稗官的四方搜集与记录)的制约。但更为重要而深刻的，恐怕就是儒家正统观念的要求了。“子不语怪、力、乱、神”[23这句话的份量，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是显而易见的。就连自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提及《山海经》时还要退避三舍，①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
　　据王嘉《拾遗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诏问张华：“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进入传奇卷。”[3这无疑是对不符合儒家正统观念的“虚妄之说”的责难，而干宝的申辩恰好像是为此而发的。不难设想，处于这种认识水平的干宝，是会欣然接受“鬼之董狐”的美称的。②因为成了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③的良史，那么即使他写的是鬼神之事，人们也无法怀疑。
　　于是，他就可以回避儒家“虚妄”、“失实”的苛责了。到了唐代，倡言“文以载道”的韩愈站出来为小说之类的“驳杂之说”辩护，但他的《重答张籍书》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方面的含义：“驳杂之讥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记》日张而不驰，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4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语总结性地表明：小说只有符合《诗》、《礼》之教，方能被封建统治阶级认可，“与正史参行”。[5而这正是处于“襁褓期”的小说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和保护措施。如前所述，如此成长起来的囿于历史和政治伦理范围的小说，不可能创造惟独属于自己的天地，它只能是“与正史参行”不悖的、服从于《诗》、《礼》之教的另一形式。同时，戴了道学家、正统史家的眼镜，也永远不能认识到小说的独立价值—小说永远是“史之余事”。④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脱离历史著作而成立。从此，人们对于小说的独立价值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
　　如沈既济在《任氏传》的结尾写道仙剑：“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已经注意到了小说的审美特性。
　　但是，小说观念仍然难以摆脱儒家正统观念的束缚和史家眼光的局限。所谓“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以旌表之”[63；“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记史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刚；“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8从创作思想到评价小说的标准都未敢越雷池一步。
　　只有到了南宋，才由洪迈对唐传奇做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9至此，小说观念的发展便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宋元“说话”艺术的盛行，使人们对白话小说有了许多感性认识。但是这些认识是单方面的，没有真正建立在小说与历史著作相比较的基础上(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小说讲经史》)，而儒家正统观念在小说理论领域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就在元末明初，还有人要把小说纳入儒家正统轨道，使之与经史传记参行。[10四在中国初期发展的小说理论中，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即一方面承认小说“自成一家”，“其所由来尚矣”；另一方面又强调小说要“与正史参行”，而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小说与“三坟五典，《春秋》、《祷杌》”等“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这些“行诸历代”的“格言”有精神上相一致的地方。[11这种认识一方面固然与小说表现形式本身的不成熟，尤其是文言小说的不成熟有关(唐传奇以前的文言小说往往是笔记式的野史或记事、记言的丛残小语)，小说创作—其实还很难称得上创作—在唐传奇出现之前大部分还只着眼于纪实、直录，作者也往往从先代古书中获得材料；有的干脆把这些材料直接辑人到自己的著述中去，有的只是稍加改动而不进行独立的创作；从事着实质上是保存历史资料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认识明显地与儒家正统观念的渗入—无论是又中批评家，还是对小说家都是如此—有关。当然，这种渗入还不如诗文领域里那么明显和直接。由此看来，对旧小说观念的突破，就应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应该说突破的端倪是从明代显现的。明代中叶以后，一种新兴的思想潮流成熟了，并且日益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便是李贽的“童心说”。李贽不愧为明代划时代的思想家，他的出现，也给小说观念带《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②《世说新语·排调》：“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董狐，春秋时晋国史③《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日：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见《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本，该网游这一点确实不错中华书局，1980年。④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小说者，正史之余也。”明刻本《今古奇观》卷首。第21卷第2期马自力：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101来了实质性的转变。
　　“童心说”反对用封建礼教、道统的统一规范扼杀人的个性特点，给人们提供了建立新理论的广阔视野和巨大勇气。它摘除了长期架在人们鼻子上的道学家、正统史家的有色眼镜，使人们真正从文学的发展进化观点去认识和评价小说的独立价值，这就为在小说观念中小说与历史著作的真正区分、为小说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小说评点的出现以及明代文人对话本的编辑、加工和拟话本的写作，标志着小说观念中对小说艺术肯定评价的确立和对小说性质认识的加深。在这些方面，李贽、叶昼、冯梦龙、凌蒙初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从他们的评点以及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没有从小说与历史著作比较的高度上规范小说；小说观念中历史著作的影子仍然未能完全去除。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它的完成，有待于明末清初一个堪称为小说评点集大成式的人物—金圣叹—的出现。
　　只有他，才明确地把小说与历史著作做了明确的区分和规范，所谓“《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并指出了小说艺术审美特征的所在。金圣叹在建立中国古典小说美学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去游戏中此不赘述，而只想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金圣叹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大评点家毛宗岗，在他身上，小说观念似乎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反复”。在托名金人瑞的《三国演义序》中，他说：“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造，堪与经史相表里”，小说好像又与历史著作相“混淆”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简单地下结论说：这是小说观念的一个大倒退。
　　毛宗岗的意见固然很保守，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在这里涉及了一个至今为止仍未完全讨论彻底的问题—历史小说的真实性的标准问题。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毛宗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不正确的，但这个错误的认识毕竟是基于历史小说这一层次和高度上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小说观念本身的倒退：而就其对当时胡编乱造的小说予以批判这一点来说，反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不允许简单的反复和循环，从对历史著作与小说观念发展的追溯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历史小说问题的提出，只是表明了小说理论向新的领域和高度开拓、前进的趋势，表明了小说观念面临新的考验这一情况的出现。
　　从被轻视，到被承认；从被曲解，到被箝制；从“正史之余”，到真正的独立—中国小说从历史的母体中一步步地挣脱出来，终于显现了它的真面目。小说观念的发展，正是这个复杂的进化过程的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1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2论语·述而．朱．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3王嘉．拾遗记[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韩愈．重答张籍书[．全唐文．卷五五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5刘知己．史通·杂述[．四部丛刊本．[6李公佐．谢小娥传[．四部丛刊本[．[7李肇．唐国史补序[．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唐人说荟．凡例[．杨维桢．说郛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史通·杂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责任编辑马胜利)一1(“”，100720，)：“'．。．．，．，—．-．：；；；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作者：马自力，-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100720刊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年，卷(期)：2005,21(2)参考文献(19条)1.论语·述而19832.干宝;汪绍楹搜神记19793.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小说者,正史之余也."明刻本《今古奇观》卷首4.《左传·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19805.董狐《世说新语·排调》:"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19836.《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7.郭璞注山海经叙装备19808.汉书·艺文志9.李善原书散佚,此段为《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李都尉从军》10.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198511.史通·杂述12.杨维桢说郛序13.唐人说荟.凡例14.李肇唐国史补197915.李肇唐国史补序197916.李公佐谢小娥传17.刘知己史通·杂述18.韩愈重答张籍书198319.王嘉拾遗记。